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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鐵軍:推動城鄉資源流動,不要讓農村消費被迫轉向城市
作者:新京報 評論(0)
提升農民收入不能只靠第一產業
5億人的龐大市場,如何真正調動起來?消費是一個結果,提振消費基礎從何而來?溫鐵軍認為,中央一號文件其實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關的頂層設計,“比如在開頭就強調城鄉融合,強調脫貧地區5年過渡期,保持原有政策不變,且要根據情況不斷調整,這是把脫貧的長效機制和鄉村振興結合起來,使得低收入群體能夠獲得穩定的收入來源。再如,文件中間特別提到兩個要素市場的流動。”溫鐵軍說,“事實上,僅靠留守農民現有的收支結構,很難真正促進消費。如果能夠貫徹城鄉融合的政策,既支持農民進城,也幫助市民下鄉;同時,將農村多元主體自主的合作金融、供銷物流,以及物業開發、康養文教等業態創新納入到城鄉融合協調發展中,是可以促進農村消費的。比如在長三角地區,農村發展較快,以前貧困的山區居民收入高了,進入城市置業的很多,同時,當地的市民也在大批下鄉,帶動城市消費向鄉村轉移。總之,只要城鄉資源要素化流動,農村消費的增加就會很明顯”。
溫鐵軍認為,“在今天,僅靠農業這個第一產業來提升農民收入已經非常難,效率也很低,必須要一二三產融合,讓農民的綜合性合作社更多進入二三產業,乃至入股縣域平臺公司發展多種業態,才可能有效提高農民收入。在城鄉融合大趨勢下,促進社會下鄉帶動農村發展。總之,要推進城鄉融合,一二三產融合,農民收入才能提升,農村消費也才可能提升”
應注意農村消費向城市轉移的現象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411649億元,其中城鎮消費351317億元,鄉村消費零售額60332億,約四成鄉村人口的消費品零售額不到城鎮的五分之一。
這是否意味著,鄉村的消費能力真的遠低于城鎮?溫鐵軍表示,“農村居民確實收入較低,消費也較低,所以要做出政策調整,提升農村居民收入,提振農村消費。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農村消費可能并不是真的那么低,而是一部分消費被迫轉向了城市”。
近年來,隨著教育、醫療等資源的上移,農民相應的消費也隨之上移。溫鐵軍表示,“有時候,不是農民收入低而不消費,而是很大一部分必須現金支付的‘硬消費’轉入城市消費統計,比如教育,隨著農村學校的撤并,大量的教育資源集中到城鎮,農村學生進入城鎮上學,他們上學相關消費花得不少,但不算是農村消費,而是表現為城鎮消費。醫療也是如此,醫療資源向縣以上的城市集中,農民去城里看病,消費也隨之表現為城市消費”。
不僅如此,由教育、醫療等帶動的其他高消費領域沒有呼應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戰略,而是在原有的城市化戰略運作中把鄉村資源向城市轉移,溫鐵軍說,“比如住房,很多農村人為了孩子上學,或者為了陪老人住院,不得不在城里買房或者租房居住,農村貨幣化住房消費也隨之轉向了城市。這些年來,城鎮消費不斷提升,農村轉移消費也做出很大貢獻。這次一號文件強調‘鄉村建設行動’,其中縣域經濟綜合規劃、城鄉融合協調發展這些政策要求,正是未來需要考慮的改革內容。總之,只有依靠鄉村振興戰略的貫徹,才可能改變資源過于集中到城市的弊端”。
讓農民獲得更多的利益
消費來自收入,在農業產業化的早期發展階段,在一些地方因政策紅利確實起到了帶動部分農民勞務性增收的效果,但也有些地方效果不佳。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把產業留在縣域”,要“讓農民獲得更多的產業增值收益”,其意在于讓生產者獲得“一二三產融合”的全產業鏈收益。
鄉村產業如何才能惠及更多農民?溫鐵軍說,“在以往,鄉村產業往往被有關單位認為是扶持投資人圈占資源擴大農業外部規模的產業化,這樣的做法,在追求數量型增長初期也許是有效果的,但隨著拉長農業產業鏈的發展,生產者增收不再顯著,甚至因結構性過剩出現‘老板跑路’、負債甩給地方的情況。這其實也是全球普遍現象,即便按照西方發達國家的模式,由大型公司帶動農業產業化,其中90%以上的增值收益進入了投資者手中,農民作為直接生產者,一般獲得的收益也不到10%。那么,貫徹鄉村振興戰略怎么才能讓農民獲得更多的產業增值收益呢?中央一號文件也提到了,就是統籌布局縣域經濟,由‘三位一體’的綜合性合作社進行‘三產融合’運作。以往經驗教訓表明,唯有各級優惠政策用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才能讓增加的全產業收益留在縣域、村域中,農民才有可能參與其中,獲得更多收益”。
怎樣才能讓產業留在縣域以內?溫鐵軍表示,“在過去,金融、保險、物流等這些第三產業增值環節都在外部,縣域基本上得不到,因此也就不可能讓產業增值收益留在農民手里。所以真要讓農民獲得更多收益,就要針對性的綜合改革,即針對資源要素及收益流失的原因,進行相應的縣鄉村三級聯合的鄉村建設行動,進行全域的、多業態的、質量效益型的市場體系建設。其中,以縣為單位的全域空間生態資源開發就是這個生態經濟體系在地化的主體內容。這也是農業農村從過去的數量型增長轉型為質量效益型增長的重要途徑。為此就需要縣域綜合性改革,單一農業的改革想要成功則難度很大”。
建立生態文明下的產權觀念
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繼續完善農村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充分激發農村發展內生動力。包括健全土地經營權流轉服務體系,積極探索實施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等。
近年來,隨著三權分置等政策的實施,農村產權改革不斷推進,不少農民通過土地、宅基地等經營權流轉獲得了穩定的財產性收入,但改革也逐漸顯現出新的形態和格局,溫鐵軍說,“以往生態文明戰略對農村產權改革的認識,往往針對的是平面化的要素,如土地、房屋、勞動力等。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推進和改革的深入,今天的農村產權改革已經有了新階段的新理念,也有了新的格局”。
生態文明戰略下的生態經濟,需要的是空間生態資源綜合性的開發,相應的改革同樣是綜合性的,溫鐵軍說,“在建設生態文明的基礎上,需要重新認識產權改革中的問題。今年的一號文件再次強調綠色發展生態養護,本身也在拓展生態化要素市場的空間,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也都是‘兩山理念’之下新的生產力要素,而且,它們不是互相獨立的,而是立體的、綜合性的‘非標’要素資源。所以在今天,不能再簡單地套用過去幾十年來與粗放數量型增長配套的簡單市場觀念,而是要思考和討論,究竟什么才是真正質量效益型的要素市場。在這方面,各地已經有大量的改革創新實踐與陳舊的制度規則發生復雜矛盾,亟待我們在貫徹一號文件的鄉村建設行動中加強調查和學習,才能把深化改革作為推進農業現代化的動力”。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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